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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2-8

浅议刑事司法公正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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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办公室 寇树才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纲领,从立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全方位为建设社会公正指明了大方向。其中关于司法公正的建设,《决定》指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而刑事司法作为司法领域重要的组成部门,其能否实现公正对社会公正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一、刑事司法公正的社会价值

公正是人类思想史、政治史、法学史、道德史中的重要范畴,无数先哲对公正有过多角度的诠释,可谓众说纷纭。但公正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国家、社会、民族所共同肯定、崇仰和追求,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再到《决定》提出建立“社会公正”,显示出中共中央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对社会公正认识的逐渐深化和重视。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社会公正最重要和最有实效性的实现手段,而刑事司法直接决定当事人的自由、财产和生命的司法活动,无论是对社会个体—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公正感情具有重大影响,居于司法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其公正性是司法公正中最重要的一环。

具体来说,刑事司法活动是社会法律评估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评价,社会个人一旦被认定为有罪,即被社会主流所抛弃,不仅其自由、财产甚至生命可能被剥夺,而且在道德上长久甚至永久背负沉重的负面评价,在社会诸多方面失去平等获取发展的机会。同时,刑罚适用的准确,能够使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及时恢复,满足社会公众和受害个体要求实现公平的心理需求,因而使社会正义得到实现。正因为刑事司法结果的严厉性和对受损的社会关系的修复性,导致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公正的严重关注,一些刑事案件往往成为资讯热点,刑事司法的公正程度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刑案的公正性往往左右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认可程度,影响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二、刑事司法公正的复杂性

根据《辞海》的说明,公正是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作出的肯定判断。作为道德范畴,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笔者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公正,笔者认为,具有以下特征:一、公正是社会群体或个体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公正概念;二、公正受不同的社会个体特征的影响,同一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常识水平等对公正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相同的一类人或某个体在不同的时间段对公正的理解也有变化;三是受历史学问、民族心理影响,不同的国家、民族,其社会整体的公正意识也有明显的特征差异;四是受人类认识能力的制约,认识能力的提高也会带来社会整体公正意识的变化。

刑事司法公正包括刑事司法运行的符合社会公众公正观念的客观运行和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活动的予以肯定的主观性评价,且二者相互影响。但笔者认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肯定和认可,是刑事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和追求目标。本文所述中的刑事司法公正的含义,是指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活动总体及刑事司法个案处理的肯定性评价及认识。

鉴于社会公众及社会个体公正意识的复杂性特征,反映在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个案公正性的认识上往往错综复杂。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信息传播途径多元化、便捷化的情况下,社会公众的舆论对具体个案的评价、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前所未有。如何作出最符合公正的刑事判决给刑事司法人员提出来一个艰难的课题。

三、刑事司法公正的标准

刑事司法是抽象的刑事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其主体应当包括法官、检察官和侦查人员。其中法官是刑事司法公正主要的责任承担者,审判的过程和结果是否公正,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职务活动;检察官能否全面客观地审查证据、正确地提起公诉并监督刑事程序的合法进行,对刑事司法公正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公安侦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全面客观收集证据,及时破案抓捕嫌疑人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

笔者认为,一个案件是否实现了司法公正,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合法性。刑事司法活动的本质就是实现国家法律对具体个案的适用。徒法不足以自行,良法尚须善治,无论是刑事实体法还是刑事程序法均得到正确实施才能实现刑事司法公正。

第二.及时性。犯罪行为能得到及时追究。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或者是不充分不完整的正义。犯罪行为越快受到追究,受损的社会正义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

第三.严密性。即所有的犯罪行为均能受到法律追究。 “刑罚的效果不在于其严厉,而在于其不可避免”。犯罪行为得不到处理,受损的社会关系无法修复,不仅无法警戒可能的犯罪,还会放任犯罪行为人继续为恶,司法公正就无以实现。

第四.公平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适用必须公平地适用于每个社会个体,相同的不法行为应得到法律平等的评价,不能仅因主体身份而有所差异。

第五.保障性。即刑事司法除打击犯罪外,另一主要的机能就是保障人权,在程序和实体上使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实施。

第六、公众认可性。刑事司法的结果和过程得到社会公众最大程度的认可,符合当时当地社会公众的公正意识。

当然,刑事司法公正是一个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司法活动过程,受制于人的认识能力和客观环境,更受制于刑事司法活动的时限性。正如法学家凯尔森所说“正义是一个人的认识所不能接近的理想”,但在现实条件下最大限度的接近公正,达到前述六条标准,就应当认定为实现了刑事司法公正。

四、完善实现我国刑事司法公正的路径

我国现阶段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矛盾增加,犯罪激增,使刑事司法体系面临巨大压力;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公众更加关注刑事司法的公正性,一旦有刑事司法不公正的案件出现将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使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受到很大影响,如何破解困局,实现依法治国,需要刑事司法的主体以及法律从业人员共同努力,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体系。

笔者认为,基于当前的现实,应着重考虑完善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人民法院刑事司法的独立性。

审判权是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的专属权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干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应建立防止党政机关、企业、个人通过权力、经济利益、个人感情干扰司法独立的制度。正如《决定》指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应通过司法改革,使各级法院在司法官员任免、财政经费的支付、司法官员的福利待遇等方面与地方党政机关脱离制约关系。

应建立司法官员对承办案件的追责机制,使司法官员有拒绝干扰办案的制度依托、抗拒干扰的心理动机和承担责任的心理压力,形成排除干扰的倒逼机制。

(二)改革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司法活动的中心由侦查转到审判。

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主要围绕侦查机关的活动展开,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经检察机关初步审查后提交法院,庭审过程基本上是确认侦查机关的材料为主要内容,这样容易形成控方强势局面,不利于控辩审三方互相监督的刑事诉讼设计目的的实现。《决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心应当确立一下几点:

1.应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判决,都不得确定有罪。改变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等同于犯罪人的认识,充分敬重嫌疑人的人格,认真倾听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全面收集有罪和无罪的证据。

2.彻底坚持犯罪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实践中审判人员不能彻底贯彻。即使认为有罪证据不充分,也往往“疑罪从轻”,做出有罪判决。近年来暴露的佘祥林、杜培武、赵作海等冤案,无不是在有罪证据不确凿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决。

3.坚持审理案件的直接言词原则。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鉴定人意见等主观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得到控辩双方的质证。如果仅仅对书面记录在法庭上出示,就不能得到有效的质证。既不能排除记录的错误,也不能对相关问题进一步深入发问,使证据的质证流于形式。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出庭作证,重视被告人当庭陈述,是当前急需加强的诉讼程序。以侦查机关的笔录作为定案依据,不利于查明事实,不利于形成司法官的内心确信。

4 严格实行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其意义不仅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防止错判,而且也是保障诉讼当事人人权的需要,程序上的权利保障具有独立的公正价值。对于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陈述、威胁引诱欺骗获取的证人证言和不符合证据取得程序的其他种类的证据,应坚决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5.建立由听审的司法官员直接判决的制度保障,废除审委会对个案的直接干涉。案件的审理过程是司法官员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也是听审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中国古代就有“五听决狱”经验总结。只有听审法官才能了解案件的全部情况,包括行为人的动机、过程、被害人情况、被告的主观过错和悔罪程度等对定罪量刑具有法律意义的全部事实。由不参加庭审的司法人员决定案件的判决结果容易形成错判或量刑的不公平。

6.依法保证被告人及其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的自我辩护权和委托辩护人辩护的权利,是人类诉讼文明发展的成果,通过控辩双方的互相对抗来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审判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保证辩护权利的充分行使,使控辩双方形成对等的抗辩,是实现诉讼目的所不可或缺。但现实中不重视被告人的辩解和律师的辩护意见,认为律师是在为坏人说话,把被告人的辩解认为是态度不好,甚至为律师辩护设置障碍的现象还屡有发生 。

(三)加强对刑事诉讼当事人的人权保障。

刑事司法活动的人权保障本身就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即使被告人是真实的犯罪行为人,其合法的诉讼权利应得到充分行使,其合法的人身权、财产权也应得到平等保护。除了法律规定的与其犯罪行为相应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外,不受法外处罚。

(四)加强司法说明工作。

及时对法律规定不明确和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新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做出司法说明;废除不合时宜的司法认定和量刑标准,避免和废除不同司法说明间的不统一;避免社会危害性相当的不同罪名之间定罪起点和量刑情节的不协调。同时对不同地域的司法认定和量刑标准有所差别,或授权当地司法部门在一定幅度内的调整全权,以适应地区间社会经济学问上的差异,以实现司法公正与当地社会公众的公正感相统一。

(五)、加强案例引导制度的建设。

法律的概括性、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变动性的冲突不可避免,成文法国家参照典型案例已成为世界趋势。案例的参考适用,不仅可以弥补法律的延后性的不足,还可以使不同法院之间,甚至是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之间在量刑标准掌握上的相互统一,使同案同判,公平适法。长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编纂和发布了一批司法案例,初步形成了案例引导制度,但尚应逐步完善:一是加强案例的征集工作,使各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的判例都有机会被选择作为公布案例,增加公布案例的数量和种类;二是加强对典型案例的研究和评判,概括出案例的引导意义所在;三是在司法中重视律师和检察官对案例的引用,在审理应认真对所审理案件与引用案例的分析比对,确定参照使用的可能性。

(六)、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的监督。

监督法律的实施,包括监督刑事诉讼过程的合法性,是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的职责,但监督不到位甚至失于监督的情形大量存在。目前应加强以下的监督工作:第一,加强对立案的监督,对于有犯罪事实发生或被害人举报的案件,侦查部门不予立案,或者不按规定答复举报人的,检察机关应责成立案或及时作出答复;第二,及时查处并制止诉讼过程中侵害当事人权利的行为,对于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及时查处;第三、严格行使批准逮捕权,认真审查案件情况,对有重大疑问的案件或具备不需要逮捕的情形的,按照刑诉法规定的逮捕条件不予批准,改变逢报必捕的现状。

(七)、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其受到的人身、心理和经济上的损害能否得到补偿对被害人和社会公众的公正感有直观的影响。法律规定了被害人的权利,在刑事司法中应予以充分的保护。一是要对受害人的报案及时受理,不具备受理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出具书面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诉的权利,并为其提起自诉提供条件;二是要及时追赃或采取查封扣押等财产性措施,注重财产刑的判决适用和实行,以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三是保证被害人的申诉权,对不起诉的案件和一审判决要及时通知被害人,以使其行使申诉权利和提请抗诉权;四是建立健全被害人社会救济制度,使不能通过刑事司法获得补偿的受害人得到社会的救济。

(八)、及时纠正错误判决。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具有认识能力,可以认识世界。但是,人的认识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人受制于物质条件不可能全面认识客观事物。尤其是刑事诉讼,案件的证据暴露需要一个过程,人掌握证据需要技术和认识能力的提高,但刑事司法有很强的时效性,案件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审结,因此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和客观真实之间的不一致不可避免。也正因如此,诉讼制度设置了一审二审和再审,错判不可怕,可怕的是诉讼制度失去纠正错判的能力。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严格独立审判、杜绝判决前向上级法院请示的同时,二审法院要严格纠正错误的一审判决;在发现可能错判的生效判决时,要及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并依法判决。只有能够及时纠正错案,才能达到审级制度的目的,才能恢复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威的信赖,文过饰非讳疾忌医只能进一步损害司法公信力,增加社会公众的不公正感。

建设社会公正是一个系统工程,司法公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司法公正又是司法公正的子系统,诚如《决定》指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司法机关在正确适用法律的同时,针对法律的疏漏和过时,应及时反馈立法和修法的建议,使法律的公正性逐步完善;立法和司法的民主是使法律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使社会公众的公正感实现的必由之路;而加强法治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水平也是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的有效途径。

[编辑:寇树才,新葡jing娱乐合伙人,复旦大学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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